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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安顺:争分夺秒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以快制快坚决遏制疫情传播扩散2、餐桌内外看变化 菜篮里的大产业3、医保新“共济”,究竟意味着什么?张安顺:争分夺秒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以快制快坚决遏制疫情传播扩散
张安顺主持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暨指挥部视频调度会议强调
争分夺秒开展应急处置工作以快制快坚决遏制疫情传播扩散
张起翔作工作部署
8月27日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张安顺主持召开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暨指挥部视频调度会议,听取6个主城区疫情防控情况以及市指挥部流调排查组、市卫健委工作情况汇报,研判当前形势,压实“四方责任”,强化防控措施,对做好当前疫情防控重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张安顺强调,要在落实“早快准严细实”要求、“九早”措施基础上,把“十快”要求落实到所有防控工作流程,以快制快、争分夺秒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坚决果断阻断疫情传播扩散,全力做到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手抓、两手硬。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起翔作工作部署。蒋传海、冯延平、孙永文、郑国志、李冕、谭乐伟、尹喜峰、赵罡在主会场出席会议。代守仑、梁野、闫红蕾、陈远飞、冯昕以及省市有关医疗专家在分会场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各级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高度警觉、高度敏感,各区、县(市)指挥部和市指挥部“一办十五组”要立即进入应急状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组织好本区域内风险人员排查、核酸检测、流调溯源、隔离管控、集中隔离点启用等工作,及时排查隐患、堵塞漏洞、补齐短板,确保各项防控工作迅速推进、有序运转,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坚决遏制本轮疫情蔓延外溢。
会议强调,要快字当头、以快制快,重点抓好流调排查、风险区封控、隔离点规范管理、核酸筛查等方面工作。要有效利用“大数据+网格化”,精准细致流调,切实做到快流调、快排查,最大限度消除潜在风险。对发现的密接者和涉及的相关人群要第一时间做好闭环隔离转运,切实做到快转运、快隔离,确保应转尽转、应隔尽隔。要扎实做好核酸检测工作,根据风险等级采取不同工作策略,聚焦中高风险区域和重点人群,切实做到快采样、快送样、快检测,确保全覆盖、无遗漏。要加强信息报送工作,确保全面、准确、及时反映属地疫情防控工作。要强化社会面管控,加强聚集性活动和重点公共场所管理,严格落实扫码测温、佩戴口罩、通风消毒、人员健康监测等防控措施。对涉疫场所要坚持先封后管、快封快解,在保证绝对安全的前提下,把疫情对企业经营的影响降到最低。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活动、重点人员,全面抓好交通卡口、各类哨点、社区校园、重大经贸文体活动等领域疫情防控。
会议强调,全市上下要做好打大仗、打硬仗的准备,切实知责、担责、负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科学研判疫情形势,精准落实防控策略,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确保各级指挥体系高效运转、各项防控工作不留死角。要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宣传引导,及时发布权威信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市)设分会场。
(来源:冰城+客户端)
餐桌内外看变化 菜篮里的大产业
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现在,不管是去菜市场还是去超市,或者在网上下单,仿佛只要我们需要,各种食材总能很快到达我们的餐桌。它们是怎样被生产出来,又是如何在我们的餐桌上相遇,进而融合出如此美味的?答案其实就藏在我们熟知的“菜篮子”里。今天,让我们跟随这些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去看一看它们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塑造了我们的美好生活。
北京一户三代同堂的家庭里,平常的一顿午餐。蔬菜,鸡蛋,水产品,食用油…… 只要我们需要,这些食材总能很快抵达我们的餐桌,变成一道道美味。
制作这些美味不可或缺的食用油,来自距离北京约180公里外一座超大型粮油生产基地,在这里一艘货船所装载的7万吨大豆,需要66个小时才能装卸完毕,此后,它们将经历仓储、质检、压榨、精炼等数道工序,最终变成一瓶瓶食用油,送上北方地区市民们的餐桌。
鸡蛋是王阿姨每次采购的必选品,中国人每年要消耗4000亿颗鸡蛋,数量位于世界第一,支撑起如此庞大消费需求的,是越来越多规模化现代化的蛋鸡养殖场。
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北京,如何保证蔬菜不断供,答案就藏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来自全国各地包括蔬菜在内的各类农副产品,源源不断经由它逐级批发转运至每一座超市、菜场、社区小店,最终抵达人们的餐桌。这个体量巨大的市场集群,日吞吐蔬菜1.8万吨,承包了北京市居民约80%的蔬菜用量。
中国14亿人口,每天一张嘴,需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要保证到点开饭,需要的是现代化的农产品供应网络,以及规模化的生产能力。一家专业提供农情监测服务的大数据公司,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生成夜光数据图,让我们能直观看到在中国大地上,农产品昼夜不停的生产和流通过程。
距离北京600多公里外的山东寿光,正是夜光数据图中的高亮点。凌晨两点,随着满载蔬菜的货车司机们陆续进场,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开始热闹起来。这座占地200万平方米的蔬菜集散中心,超过一万名货车司机,每年运送蔬菜300多万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抽样质检后,蔬菜交易正式开始。
物流园的六栋交易大厅内,2000多位客商活跃其中,他们身后,连接着全国30个省(区、市)的种植户、农产品批发市场,还有我们的餐桌。在寿光,每天都上演着中国最大规模的蔬菜流动,一年约有900万吨蔬菜经由这里集散。每天发布的寿光蔬菜价格指数被称为中国蔬菜价格的“晴雨表”。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说:“寿光指数其实对于全国,尤其北方市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蔬菜价格“晴雨表”,某一个时段,某一类蔬菜价格特别高,他们可以主动去调动商户,多进这样的蔬菜,在供应链上可以有一个比较本地化的保障措施,来平抑市场的剧烈波动。”
今天,当人们走进任何一家超市、饭店,打开手机软件,经常要面对的是不知道该吃什么的小烦恼,而在并不遥远的上世纪80、90年代,包括北京在内的不少北方城市,老百姓还在为冬季新鲜蔬菜的匮乏而发愁。
1988年,为了缓解我国副食品供应偏紧的矛盾,农业部提出建设“菜篮子”工程,由中央统筹,地方打造“菜篮子”供应链体系。正是蔬菜供应短缺的局面,让寿光人看到了机遇,以开发冬暖大棚为起点,一场围绕蔬菜种植以及供应方式的革命,就此拉开序幕。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王凤忠说:“大棚蔬菜是中国人的一个伟大创举,寿光已经成为了中国大棚蔬菜的典型代表,我们不再完完全全依靠土地,利用大棚,利用无土栽培方式可以生产蔬菜。同时还可以有效利用空间,原来是一层的栽培,现在有很多蔬菜栽培都是多层式的,这样使土地更得以节约”。
以蔬菜大棚为代表的设施农业,不仅大大节约了耕地,也节省了人力,从80年代末开发第一个冬暖大棚种植黄瓜,寿光的冬暖式大棚已经发展到第七代,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开始普遍运用,各种机械化无人化的大棚应运而生。作为国务院命名的“中国蔬菜之乡”,寿光市现有蔬菜种植面积59.4万亩、蔬菜大棚15.7万个,拥有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和批发市场,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
张晶说:“寿光一开始从几个大棚,到现在非常专业化的产业,从小农小户的蔬菜生产,形成了目前很有规模效应的状态,现在有非常强劲的专业村,甚至专业镇,把一些蔬菜品种的专业化做到了极致。”
以蔬菜大棚为代表的设施农业在全国已经超过6000万亩,人们吃菜不再担心地域遥远甚至季节变化。从平原到山区,再到雪域高原,各地的美食或有不同,但“菜篮子”却都同样丰富。西藏阿里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要在砂石地、戈壁滩上种活新鲜蔬菜,过去难以想象。如今像这样的蔬果温室大棚在西藏阿里地区已经建成上千座,2021年西藏阿里地区蔬菜种植面积2610亩,产量5410吨,夏季蔬菜供给率达到48%。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丰富多元,过去40年,“菜篮子”变化的背后,是蔬菜大棚以及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而近十年来,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大规模运用,继续深度改变着农产品的供应和人们的“菜篮子”。
农产品不通过中间商、批发商一级一级贩卖,而是通过电商平台直接面对消费者,这不仅降低了中间环节的损耗,带来了物流效率的提升,更从源头对农产品提出了标准化的要求。
王凤忠说:“电商平台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个电商便捷消费的问题,更多是改变了供应链的整体生产过程标准化问题。电商平台是有一定约束力的,达不到标准不采。因为都标准化生产,必然带来了规模化效应,单个产品难以获利,当规模化以后,电商平台才会有利润。而当一个区域内大量农户都采取同样标准化来规模化生产的时候,就出现了品牌。”
这家生鲜电商企业已经签约了550多个农业直采基地,产品直接供应给覆盖全国27个城市的300多家门店,且形成了一套严格的供应标准。比如,一些品类的水果须在水果八成熟时采摘,迅速配送至全国;部分肉菜蛋奶要求前一天生产,凌晨到店,当天卖完;在东部沿海捕捞的水产品也需要保持鲜活,一路“养”进内陆城市的门店。从传统的以产定销,到如今的以销定产,农产品资源不再错配,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张晶说:“从产地直接到消费者手中这种超短链的供应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可能中间的增值溢价会给农民带来更好的收入,这可能是农产品供应链转型升级带给乡村振兴一个最重要的意义。”
中国广袤多样的地理气候环境,超过8000米的海拔变化,让中国人拥有无比丰富的食材选择。从田间地头到物流货车,从蔬菜大棚到生鲜超市,无数劳动者的辛勤奔波与接力,让天南海北的食材跨越山海,在每一张餐桌上完美相遇,让中国人舌尖上的生活越来越好。
“菜篮子”一头连着城市,一头连着乡村,关联着城市居民的“餐桌子”,关联着广大农民的“钱袋子”。而这些都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透过“菜篮子”,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农产品供应体系的突飞猛进,看到了包括生鲜电商在内的日益丰富的消费新业态,看到了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新进程。“十四五”期间,我们还要提升农产品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补齐农产品流通设施短板,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也必然向着高质量发展继续迈进。
医保新“共济”,究竟意味着什么?
人的一生,老祖宗用四个字作了准确的总结,那就是“生老病死”。这样的过程,哪个阶段也离不开医院、医生和对健康的关注。也因此,但凡与医疗健康有关的新闻,都容易引发人们的关注,因为它跟所有人有关。这不,今年八月份,职工医保家庭共济已经在上海正式开启,而在天津,七月份就开始实施,放眼全国,这项改革也正在全面的探索推广之中。啥叫职工医保家庭共济,简单地说就是对于参与职工医疗保险的人来说,以前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只能本人看病时使用,而改革后除了本人使用之外,也可以给配偶,父母和子女等家庭成员使用,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是赚了,还是有可能吃亏?方便吗?公平合理吗?
本周四,上海的政女士带儿子来到儿童医院就诊。儿子参保的是上海市的城乡居民医保,相比她本人参保的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保报销的比例较小,自付的比例较高。
而这次来看病,付款时将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从8月份开始,上海正式开启职工医保“家庭共济”功能,这意味着,政女士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钱,不光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给配偶、父母和子女等家庭成员使用。
在绑定了儿子的信息后,医保共济账户已经生效。她儿子这次医药费是895元,儿子自己的医保可以报销307元,剩下的588元,全部由共济账户、也就是政女士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支付。
其实,医保家庭共济的规则并不复杂,家庭成员组建共济网后,本人原有的医保待遇保持不变,只是原本需要自付的那笔钱,增加了一个由家人医保代付的渠道。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系主任 封进:参保人即便参加了家庭组建人的共济网,他原来适用的待遇规则是不变的。只是让他多了一个可以使用家庭成员职工医保参保人个人账户的便利,而不会影响到他所适用的报销规则和其它待遇。
目前,上海已有超过4万个家庭组建了家庭共济网,相对于上海1500余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这个比例还很低。但在儿科和儿童医院,使用医保共济账户的比例明显更高。
上海市儿童医院财务部主任 张焜琨:在我们医院截止到(8月)24日,一共有9000余笔是通过医保共济账户进行结算支付的,涉及的共济账户是3157户,占我们整个医保账户的比重为6%,并且呈现一个不断上升的趋势。
去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发文要求,各省在去年12月底前出台医保家庭共济的实施办法。虽然进度有所不同,但在全国范围内,医保家庭共济已经全面推开。这项改革的大背景是,我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结余金额较多,去年年底,累计结存1.1万亿元,上海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累计结存更高达3000多亿元。个人账户结余过多且闲置,不利于医保基金发挥在不同人群间分担医疗风险的功能。
在专家看来,如果说医保基金为每位患者报销医疗费用,是一种“大共济”,为的是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目标,那么,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家庭共济,则是家庭范围内的一种“小共济”,为的是构建“我为家人,家人为我”的新保障机制。
医保的家庭共济在上海开始实施后,有专家用一句话让大家吃了定心丸,那就是:这个改革对于大家来说只好不坏。但是毕竟刚开始实施,大家很多事情还没闹明白,问号众多。回望北京最近一段时间,北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从九月份起不再自由支取的新闻就登上了好几次热搜,这是为什么?接下来政策往哪走?
国企工作的孟先生,在北京缴了快十年的职工医保,最近,北京医保一系列新闻引起了他的关注。不同于他在老家沈阳工作的妻子,医保个人账户只能专款专用;孟先生除了有报销用的社保卡,还有一个可以自由提取个人账户资金的北京银行户头,这让他感受到北京职工医保的不同之处。
“今年9月起北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不再自由支取”的消息,让不少参保人前往可以提取个人账户资金的北京银行取钱,出现了排队现象。
虽然官方澄清9月前已划入的个人账户资金,之后仍可随时取用,9月后的个人账户只是限定在看病买药等医疗领域,专款专用。但还是让不少人第一次关注到了何为个人账户?所谓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相当于自己积攒的“医疗储蓄金”,如果把个人账户用于非医疗领域,其“平时积攒,病时救急”的作用将无法体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系主任 封进:北京个人账户可以从银行账户里面支取出来,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做法,这种做法事实上也和医保个人账户的初衷,是不相符合的。对于个人账户的监管,依然还是蛮重要的,之前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不合规的行为,比如说用个人账户钱去买一些日用品,跟健康不直接相关,这个就丧失我们个人账户本身的初衷。
中国职工医保制度自1998年建立之初,就由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两部分构成。统筹账户资金池属于全体参保人统筹共济,资金不受个人支配,保障参保人整体的报销待遇;个人账户实行积累制,资金归个人使用,用于应付自身未来可能的医疗风险。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系主任 封进:当初推出个人账户一个初衷,第一个是鼓励更多人有参保积极性,我缴的钱有一部分是在我的账户里,这个账户所有权比较清晰。第二个来控制道德风险,所谓的道德风险就是过度医疗的风险,你账户里的钱本身所有权都是你的,如果多花也是花的你自己钱,这样控制过度医疗。
虽然早期个人账户对提升参保积极性、防止过度医疗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职工医保二十多年的运作中,也产生了现实问题。近年来人们对提升报销力度的期待渐渐增大,而提高医保待遇取决于统筹账户的资金池是否充裕。加之今后退休人群增多,统筹账户的支出相应增加,也让不少地区的统筹账户支出压力加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公共经济系系主任 封进:如果我们把过多钱放在个人账户里,其实是不能发挥医保的共济功能的,对于某一些个体来讲,尤其是多发病的老年群体来讲,要提高医保待遇是非常难的,所以我们现在降低个人账户的盘子,发挥共济功能,应该是提高医保待遇很有效的措施。
增加统筹账户的资金实力、盘活个人账户,既是近年来改革的方向,也符合参保人的期待,例如,9月起北京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无法自由支取后,如何避免资金“趴在账上”,如何更好满足医疗支出需求,也是参保人所关注的议题。
当大家在关注医保的家庭共济这项政策的时候,很多人可能忽略了去年四月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里就提到,各省级政府要在去年底前出台医保家庭共济的实施办法,可设置三年左右的过渡期,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参与医保的人,不管你在哪儿?都将与此有关。于是,在人员流动非常频密的今天,针对这项政策,也会有人直接发问家人之间的共济,是不是也能支持异地就医呢?
今年46岁的周军,是浙江缙云一所乡村小学教师。在校教学生数学、科学、体育等多个学科。趁着新学期还没开始,他能多在家里陪陪二老。父亲患有近20年的心脏疾病,在安装了心脏起搏器后,每个月都在使用周军名下的家庭共济账户购买药品。
周军和父亲的医保缴纳地,同在缙云。父亲的前两次手术,都在当地医院完成,相关医疗费用,也在当地直接结算。平时自己较少使用医保账户,家庭共济让周军账户里的钱用在了父亲身上。而最近这次手术的复杂程度大于过往,需要他带着父亲前往杭州的医院接受治疗。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异地结算时,用上了家庭共济账户。
目前,浙江省家庭在组建共济账户时,需要成员都在同一地缴纳医保。这是今年五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在网民留言中选登的一封信。来信者表明和母亲在省内两地分别参保,想把自己历年余额给母亲使用。医保部门明确回复,不同参保地不能享受家庭账户共济,所以不能使用账户余额。周军的女儿,即将会到外地上学。他也希望着未来政策能够允许他的账户余额和女儿共享。
缙云县医保服务中心主任王淋:家庭共济能够这样互认互联互通,这样的(需求)趋势我觉得还是较明显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子女,他们出去跨市、跨省工作,还是比较普遍的。那么他们医保的参保地肯定一般都是跨市或者跨省了,这一块可能就需要省一级或者国家级的医保部门再做一个具体的部署。这样的话,家庭共济使用的范围就更广了。
事实上,近些年我国多地在陆续探索,出台和医保家庭共济相关的政策。两年前,福建省推行个账家庭共济。截止到今年7月31日,共建84.8万多个家庭共济账户,消费460余万笔,覆盖了住院、普通门诊、门诊特殊疾病、购药等多项业务。本月初,厦门市率先落地国家医保异地就医新规,对参保人跨省异地就医服务进一步优化提升。与此同时,人们也对异地结算时家庭共济账户也能发挥作用抱有期待。
厦门市民 于娜:我的家庭共济(账户)里面包含我、我老公和我家的小孩,我希望能更多亲属加入进来,比如说我(在辽宁)的父母,如果说我们能共享就会更好。
厦门市医保局派驻市行政服务中心首席代表 戴琳:目前我们厦门市有近50万的家庭已经建立了家庭共济账户。现在很多年轻人到我们省会去工作,他的父母可能在(本省)老家,那他只要绑定了福建省的共济账户,他的父母就可以使用到这个年轻人他的共济账户的资金。
异地就医需求有多大?国家医保局发布的《2021年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职工医保参保人员异地就医6434万人次,异地就医费用1663亿元;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异地就医4318万人次,异地就医费用2985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流动现实,家人之间跨省工作生活已是常态。让家人间的共济能够更广地发挥作用,即满足人们的期望,也对政策制定提出考验。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公共经济系系主任 封进:我们要能够突破跨地区组建家庭共济网,目前存在的障碍本质上来讲就是要提高统筹层次。如果我的父母现在跟我不在一个统筹区,如果我把他加入我的共济网里面来他就跨统筹区使用这个资金了。这样的话,就会对医保的统筹规划使用造成很多困难。未来要突破这个障碍,就是通过提升统筹层次来突破,跨省市来使用这个共济账户是大势所趋,相信在技术层面不会有太大问题,关键还是在制度设计层面。
在每一个国家,只要涉及教育,涉及医疗,那都是全民关注的大动作,因为它与全民有关,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更是如此。医保的家庭共济政策固然是一种进步,但它也为各级政府的管理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在更讲究效率,更让大家拥有获得感的同时,不带来浪费的风险?并且方便实用,都是在运行当中的挑战,不过,中国的任何事儿不就该在改革中去面对,去解决,去推动进步吗?
(总台央视记者 李昂 徐新 郭佳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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